争臣论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，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，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，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，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，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，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，视其德，如在野，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？
愈应之曰：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，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，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，居无用之地，而致匪躬之节；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，在王臣之位，而高不事之心，则冒进之患生，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，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，不为不久矣；闻天下之得失，不为不熟矣；天子待之，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，则曰谏议也；问其禄，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；问其政，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，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，与不得其言而不去，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：“仕不为贫，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，辞富而居贫，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，尝为乘田矣，亦不敢旷其职，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，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，不为卑且贫，章章明矣，而如此，其可乎哉?
或曰：否，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，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，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：“尔有嘉谟嘉猷，则人告尔后于内，尔乃顺之于外，曰：斯谟斯猷，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，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：若阳子之用心如此，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，出不使人知者，大臣宰相者之事，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，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，主上嘉其行谊，擢在此位，官以谏为名，诚宜有以奉其职，使四方后代，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，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，闻而慕之，束带结发，愿进于阙下，而伸其辞说，致吾君于尧舜，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，则大臣宰相之事，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，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：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，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，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：自古圣人贤士，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，人之不义，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，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，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，孔席不暇暖，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，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，岂使自有余而已，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，耳司闻而目司见，听其是非，视其险易，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，时人之耳目也；时人者，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，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；若果贤，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：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，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，直则直矣，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，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，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：君子居其位，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，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，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，而好尽言于乱国，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：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：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，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“争臣论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一
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：“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？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，不用求教于人。按古人的道理行事，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。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。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，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很光彩，阳子并没有喜色。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，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。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！”
韩愈我回答他道：“这就是《易经》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。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？在《易经·蛊》的上九卦中说：‘不侍奉王侯，使自己的情操高尚’。《蹇》的六二卦就说：‘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，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。’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，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。象《蛊》的上九卦，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，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；象《蹇》的六二卦，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，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，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，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。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，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。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，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，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，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，看待朝政的得失，就好像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，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。问他的官职，就说是谏议大夫；问他的俸禄，就说：‘下大夫级别的薪俸’；问他的职责，就说：‘我不知道啊’。有道之士，原本是这样的吗？而且我还听说：有官职的人，不称其职就离开；有进言责任的人，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。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？该进言而不言语，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，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。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？古人有话说：‘为官不是因为贫穷，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’，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。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，离开富有处身贫穷，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。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，曾经做六畜主管，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，必定说：‘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’，必定说：‘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’。象阳先生的俸禄，不是卑下和贫穷，这是非常明显的，却如此作为，他这样可以吗？”
有的人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，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，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，让人不得而知啊。《书经》说：‘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，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，你在外面夸奖君主，说：‘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，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。’阳先生的用心，也和这是一样的。”
韩愈我回应道：“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，更让我迷惑的了。进去讽谏君主，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，是大臣宰相的事情，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。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，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，提拔他到这个职位。官职以谏作为名称，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，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，天子有不误赏、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。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，听了便羡慕他，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，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，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，英明名声流芳万古。如同《书经》所说的，那么大臣宰相的事，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。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？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。”
有的人说：“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，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，是不得已而起来的。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，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？”
韩愈我说：“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、被任用。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、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，按照他们的原则，是不敢独善其身，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；勤劳不懈，到死才算结束。所以禹过家门不入，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，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。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，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？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。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，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？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。耳目在身上的作用，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，听清楚那些是非，看清楚那些险和易，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。圣贤的人，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；那个时代的人们，就是圣贤的身体啊。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，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。如果他真的贤能，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，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？”
有的人说：“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，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。象先生这样的言论，直率是够直率的，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？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，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，先生也听说了吧？”
韩愈我说：“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，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；没有得到职位，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。我是要阐明道理，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。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，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，所以被杀。古书上说：‘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。’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。您告诉我说：‘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。’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，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？”
译文二
有人问我：谏议大夫阳城，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?他学识渊博，广见多闻，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。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，住在晋地的边境。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。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，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，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。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，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，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?
我回答说：这就是《易经》里所说的，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，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。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?《易经·蛊卦》的“上九”中说：“不愿侍奉王侯，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。”《易经·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辞中又这么说：“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，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。”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，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?就像《蛊卦》的“上九”爻说的那样，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，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；再如《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说的，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，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，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，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。此种志向不当效法，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。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，不能算是不长久了；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，不能算是不熟悉了；皇帝对待他，不能说不重视。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。看待朝政的得失，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，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。问他担任什么官职，就说是谏议大夫啊；问他有多少俸禄，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；问他朝政情况，就回答说我不知道。有道德的人，原来是这样的吗?况且我听说：有官位职守的人，不能称职就该离去；有进言任务的人，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。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?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，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，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。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?古人说过：“做官不是因为家贫，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。”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。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，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，当个守门、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。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，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，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，总是说“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”，总是说“牛羊顺利成长才行”。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，不算低下和微薄，那是明明白白的了，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，难道可以吗?
有人说：不，不是这样的。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，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。所以，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，却不让别人知道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“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，就去告诉你的君主，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：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。”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。韩愈回答说：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，那他可谓更糊涂了。进去为君主献策，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，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，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那阳先生，本来以平民身份，隐居在草野之间，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，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，官为谏议大夫，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，奉行自己的职守，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、刚正不屈的臣子，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。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，束好腰带，挽起发髻，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，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，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。像《尚书》所说的，那是大臣宰相的事，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况且阳先生的想法，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?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。
有人说：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，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。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，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，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?韩愈说：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，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，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，民生不安定，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，不敢独善其身，一定要经世致用，普济天下。勤恳努力，终身不懈，到死才罢休。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，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，孔子周游列国时，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，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，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，就离家了。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，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?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，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。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，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，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。耳目对人来说，耳管听，眼管看，听清是非，看明安危，然后身体才能安全。圣人贤人，是世人的耳目；世人，是圣贤的身体。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，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；如果确实是贤人，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，而怜悯百姓的穷困。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?
有人说：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，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。像您的议论，直率是够直率的了，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?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，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，您大概也听说过吧?韩愈说：君子有官位，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。未得到官位，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。我是要阐明道理，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。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，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，所以被杀。《国语》上说：“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。”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。您告诉我说：“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。”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，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?
注释
①谏议大夫：官名，执掌议论政事，对皇帝进行规劝。阳城（736—805）：原隐居中条山（今山西南部），788年（贞元四年），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。《旧唐书·阳城传》载，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，其他谏官纷纷论事，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。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，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。及贞元十一年。德宗听信谗言，要处分贤相陆贽，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，阳城拼死极谏，使事态有所改变，他则受到贬谪。
②晋：周时古国名，辖境在今山西大部，河北西南部，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。鄙：边境。
③熏：熏陶，影响。
④大臣：指李泌。《顺宗实录》载，德宗贞元三年六月，李泌为相，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。
⑤阳子：即阳城。
⑥本句引文见《易》的《恒》卦：“恒其德贞。妇人吉，夫子凶。”意思是说，永远保持一种行为的准则，对妇人来说是好事，对男子来说并不是好事。据封建礼义，妇人应该从一夫而终身，而男子应该因事制宜，有应变能力，不可一味顺从。
⑦上九：《周易》每卦有六条爻辞，“上九”和下文的“六二”都是爻的名称。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是《蛊卦》的上九爻辞，即隐居不仕之意。
⑧王臣蹇蹇（jiǎn），匪躬之故：做臣子的不避艰难，辅助国君，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。蹇蹇，尽忠的样子。匪，通“非”。躬：自身。
⑨蹈：践，此处为履行、实行之意。旷：空缺。越、秦：周时两个诸侯国，相隔很远，越在东方，今浙江一带。秦在西北，今陕西一带。下大夫：周时的职级名，列国的国卿。唐制，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，年俸二百石，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。“有官守者”四句：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禄仕：为了俸禄而出仕。“仕不为贫”二句：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，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，也是允许的。“宜乎辞”二句：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，即以官为业，不应居高位，取厚禄。抱关：守关门。击柝（tuò）：打更。委吏：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。乘田：古官名。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。会计：管理财、物及出纳事。章章：显明的样子。
“争臣论”鉴赏
评析
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，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，用问答的形式，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，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，忠于职守，不能敷衍塞责，得过且过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，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，此乃后话。《争臣论》又作《诤臣论》。
《争臣论》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。首先由对方发问，提出阳城是“有道之士”的看法，并且阐述其理由。尽管是发问，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。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“有道之士”，什么是“争臣”作一番论证。这第一轮辩论之后，对方其实已经势屈。势屈而不服，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。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，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，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。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，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，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，所谓朝回焚谏草，是为世俗传为美谈。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。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，并不像一般人那样，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。谏官之设，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，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，久而久之，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。这种行为，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。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，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“恶闻其过”的危险习惯吗?第二轮辩论后，胜负已成定局。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，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，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，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。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，确实颇为精彩。
历史的事实是，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，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。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，确是不对。
创作背景
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，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，用问答的形式，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，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，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，此乃后话。
韩愈简介
唐代·韩愈的简介
韩愈（768～824）字退之，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河阳（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）人，汉族。祖籍河北昌黎，世称韩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，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，又称韩文公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，作品都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里。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“道统”观念的确立者，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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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：“舜目盖重瞳子。”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？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蜂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霸王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，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怀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，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五年，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，而不自责，过矣。乃引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岂不谬哉！
驳复仇议
臣伏见天后时，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，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，卒能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；且请“编之于令，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，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，兹谓滥；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，兹谓僭；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代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以是为典可乎？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，考正其曲直，原始而求其端，则刑礼之用，判然离矣。何者？若元庆之父，不陷于公罪，师韫之诛，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非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号不闻；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枕戈为得礼，处心积虑，以冲仇人之胸，介然自克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而又何诛焉？
其或元庆之父，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，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，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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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陵一公子耳，魏固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，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，是赵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，欲急救赵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，非为魏也，非为六国也，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，为一平原君耳。使祸不在赵，而在他国，则虽撤魏之障，撤六国之障，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，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，虽赵亡，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，不能当一平原公子，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，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战胜，可也，不幸战不胜，为虏于秦，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
夫窃符之计，盖出于侯生，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，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，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，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，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此，则信陵君不负魏，亦不负赵；二人不负王，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？信陵知有婚姻之赵，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，外则邻国，贱则夷门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
呜呼！自世之衰，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，有重相而无威君，有私仇而无义愤，如秦人知有穰侯，不知有秦王，虞卿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赵王，盖君若赘旒久矣。由此言之，信陵之罪，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。其为魏也，为六国也，纵窃符犹可。其为赵也，为一亲戚也，纵求符于王，而公然得之，亦罪也。
虽然，魏王亦不得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，信陵亦安得窃之？信陵不忌魏王，而径请之如姬，其素窥魏王之疏也；如姬不忌魏王，而敢于窃符，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，而内外莫敢不肃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？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？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？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？履霜之渐，岂一朝一夕也哉！由此言之，不特众人不知有王，王亦自为赘旒也。
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，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帅师。嗟夫！圣人之为虑深矣！
辨奸论
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!
昔者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!
今有人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。其祸岂可胜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。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。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。孰知祸之至于此哉?不然。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，悲夫!
滑稽列传
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义。”太史公曰：“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！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。
淳于髡者，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稽多辩，数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隐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呜，王知此鸟何也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，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语在《田完世家》中。
威王八年，楚人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，赍金百斤，车马十驷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“何敢！”王曰：“笑岂有说乎？”髡曰：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旁有禳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盂，祝曰：‘瓯窭满篝，污邪满车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”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，至赵。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革车千乘。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。
威王大悦，置酒后宫，召髡赐之酒。问曰：“先生能饮几何而醉？”对曰：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”威王曰：“先生饮一斗而醉，恶能饮一石哉！其说可得闻乎？”髡曰：“赐酒大王之前，执法在傍，御史在后，髡恐惧俯伏而饮，不过一斗径醉矣。若亲有严客，髡帣韝鞠，侍酒于前，时赐馀沥，奉觞上寿，数起，饮不过二斗径醉矣。若朋友交游，久不相见，卒然相覩，欢然道故，私情相语，饮可五六斗径醉矣。若乃州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壶，相引为曹，握手无罚，目眙不禁，前有堕珥，后有遗簪，髡窃乐此，饮可八斗而醉二三。日暮酒阑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，主人留髡而送客。罗襦襟解，微闻芗泽，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石。故曰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，万事尽然。”言不可极，极之而衰，以讽谏焉。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罢长夜之饮，以髡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髡尝在侧。
屈原列传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曰以为‘非我莫能为也。’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“离骚”者，犹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，以事其君，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、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。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屈原既绌。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惠王患之。乃令张仪佯去秦，厚币委质事楚，曰：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贪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“仪与王约六里，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淅，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，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，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魏闻之，袭楚至邓。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齐竟怒，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，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，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，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原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，不及。
其后，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眜。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“奈何绝秦欢！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，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，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。亡走赵，赵不内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
长子顷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，而欲反复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
人君无愚智贤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，举贤以自佐。然亡国破家相随属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祸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！令尹子兰闻之，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。顷襄王怒而迁之。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举世皆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：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皆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怀瑾握瑜，而自令见放为？”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温蠖乎？”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于是怀石，遂自投汨罗以死。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以削，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，汉有贾生，为长沙王太傅。过湘水，投书以吊屈原。
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过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！读《鵩鸟赋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
论贵粟疏
圣王在上，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亡捐瘠者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畜积，以实仓廪，备水旱， 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，中人弗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，夏耘，秋获，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给徭役；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署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，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，无者取倍称之息；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；无农夫之苦，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；千里游遨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
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。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：“有石城十仞，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，而无粟，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复一人耳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无穷；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也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，甚大惠也。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，可令入粟郡县矣；足支一岁以上，可时赦，勿收农民租。如此，德泽加于万民，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，若遭水旱，民不困乏，天下安宁；岁孰且美，则民大富乐矣。
孔子世家赞
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
伯夷列传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、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“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，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“盍往归焉！”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 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洁行，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，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倘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：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；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趋舍有时，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，悲夫。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！